康熙《荣县志》里的自贡盐味、茶味和酒味

荣县地处川南腹地，境内三山（荣德、 荣梨、 荣隐）峙立，二水（东川、 梧桐）绕城，一如“众水绕城如束带，群峰附郭似排衙”之称。相传，这片土地古为青阳封国、夜郎侯国和荣公封国。自隋开皇十三年（593）在今县城设立大牢县起，历有旭川县、荣德县、荣县等县制，终成“千年古县”之名。此外，在史上鼎盛的唐宋时期，这里也曾设置荣州，被后来宦游此地的南宋诗人陆游誉为“诗书之乡”。

康熙《荣县志》书影

 也正是从唐代开始，荣州大地开始编修地方志，此后经宋、明、清三代至民国而不绝，先后纂成《荣州志》《荣州图经》《荣县志》等旧志10余种。不过，据1993版《荣县志》记载，清乾隆以前的旧志均已失传。但幸运的是，2022年7月，长期被视作“佚志”的康熙二十五年《荣县志》孤本复制件（以下简称“康熙《荣县志》”）几经辗转回到自贡及荣县，一时成为各级媒体竞相报道的热点。

 数月之后，当喧嚣归寂，笔者出于对“祖本”级地方志文献的崇敬，于工作之余捧阅这本穿越三百年时光的康熙《荣县志》，在感受其深厚历史底蕴的同时，更细细品读其间蕴含的盐、茶、酒三种历史滋味。

盐味

 荣县盐卤资源丰富，自古以来素以产盐著称，盐业发端超千年，是今日自贡名片“千年盐都”的重要发源地和承载地。

 早在秦汉时期，县境先后隶属蜀郡、犍为郡之南安县，《汉书·地理志》“南安县”下明确记述“有盐官、铁官”，这是荣县历史上关于盐的最早记载。至宋代，荣州教授张仲言及“（荣州）界属东西，无桑麻以便农，无舟楫以便商，昔以盐利富饶”，显示了荣州因盐而荣的辉煌。而依据“万历甲戌志”编纂的康熙《荣县志》，赓续传承唐、宋近千年以来的历史，对古代荣县盐及盐业的相关记载分布于古迹、物产、赋役、官师等类目中，是研究该地区盐业历史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。

 如康熙《荣县志·古迹》载：“废白沙盐司，城东。废桐麻盐司，南四十里。”又载：“古八盐井，白沙、桐麻、滃沱、沙滩、洞门、杜家、鹿角、国富。”由此可见，荣县曾存在八口古盐井，其中最早的盐务管理机构“白沙盐司”“桐麻盐司”就分别依白沙、桐麻二盐井而定名设置，不过至清康熙年间已废弃，直到清雍正八年（1730）在贡井设立分县接管盐场事务。这在民国《荣县志》中得到文字印证：“（雍正）八年贡井设丞。旧盐司二：城东曰白沙，南四十里曰桐麻。以盐井崩塞，奏裁。设丞贡井，司配、截、巡、徼之责，稽察场区，佐理县事。岁俸银四十两，衙役十人，人岁支银六两。”以上古迹，除杜家井（因杜姓开办，位于今度佳镇）有迹可循外，1993年版《荣县志》载明了“废桐麻盐司”的具体位置：“懂政乡（今属双石镇）……古为集市名董家镇。境内古盐井甚多，明代有盐官，设桐麻盐司。后废，旧署地址瓦石犹存。”

 康熙《荣县志·古迹》载盐司及古八盐井

 康熙《荣县志·赋役》还载：“明洪武十四年（1381）……军户五百一十三、灶户七十八。”“永乐十年（1412）……军、灶同前。”“嘉靖元年（1522）……军户九十、灶户四十九。”“盐课征银一百九十七两九钱。”文中的“灶户”即以煮盐为业的专户。数据显示，明初的荣县灶户为78户，明中期为49户，百余年间呈逐渐下降趋势，这与前文所述的“盐井崩塞”不无关系。

 根据康熙《荣县志》记载，荣县盐史上还留有诸多名人雅士改良盐政、减轻盐税的珍贵记录。如宋代成都华阳籍知州李畋，面对荣州盐水枯竭而缴税如故的困境，“力言（荣州）盐害”，以此纾解百姓负担，故“荣人德之”，专门在城南五十里设“来苏乡（场）”以示纪念。再如宋代名进士王梦易与伯父、父亲一起，为反对虚高盐税向州县及盐司接力申诉，时青神籍三司户部勾院陈希亮“以其书闻，还籍没者三百一十五家，蠲（减免）盐税额三十万斤”。不过，该志尚另文有“蠲荣盐三千万斤，还籍没三百余家”的不同记载。

茶味

 荣县地处荣（县）威（远）穹隆地貌区，域内山峰兀立、沟壑纵横、气候独特，这里不仅有丰富的盐铁资源，而且自古以来就是西蜀产茶地区，也是茶文化的原始发源地之一，其悠久历史正如《华阳国志》所言：“南安县，有柑橘官社。汉有盐井，出名茶。”

 总的说来，全县数西北多山，是其历史上传统的种茶、制茶区域，这在康熙《荣县志》里有诸多记述。如康熙《荣县志·山川》载：“茶园山，北十里。”可见，清代以前的荣县，已在县北十里的山区培植有一定规模的茶园，否则哪有“茶园山”之名呢？

康熙《荣县志·物产》载茶

 又如康熙《荣县志·物产》共列有“盐、丝、木棉、蜜、茶”等5种产品，并特别注明“产茶在莲花、天堂、定理等寺”。更为有趣的是，文末附载了一件与茶相关的忠勇护县之事。事件发生于明崇祯十七年（1644），张献忠的农民军攻克荣县县城，湖北汉阳籍知县秦民汤不得不依托县西北数十里的莲花、天堂、定理等寺组织防御体系。之所以选择山区的寺庙为营，一方面是其所处地势险要，易守难攻，另一方面是这些寺庙有一定数量的习武僧兵，可随时“征伐调用之”。不料农民军“发兵万余骑”，以致僧兵寡不敌众，且“僧诛戮无遗，寺焚毁殆尽”，秦知县最终也“尽节莲花寺”。这场惨烈之战，不仅造成人亡、寺毁、县破的结果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“茶根、株俱无矣”。也就是说，荣县的茶种也在这场明末战争中随寺庙一起灭绝。不过，沿袭康熙《荣县志》卷目而编修的乾隆《荣县志》有这样的补记：“近惟天堂寺栽百余本，亦不佳。”这说明，明、清更迭后的近百年间，荣县茶种得以恢复。后来，荣县茶在清代中期又得到进一步发展，直到清咸丰元年（1851）“定茶引”，延续至今也才有“中国花茶之乡”之誉。

 时间再回到南宋淳熙元年（1174）十一月，此时正值秋末冬初，生于茶乡山阴（今浙江绍兴）且年届五旬的陆游，以蜀州通判之职摄知荣州（即代理荣州知州）。刚一踏上荣州的土地，他就以兽形地炉和陶制瓦鼎烹煮秋茶，一洗冬日里的旅途疲劳。望着熊熊的炭火与热气氤氲且不时发出沸腾声的茶鼎，陆游随即吟咏成《初到荣州》一诗，诗句“地炉堆兽炽石炭，瓦鼎号蚓煎秋茶”颇有一番“围炉煮茶”的感觉，充满了浓浓的荣茶韵味。以此足见他对荣茶的喜爱，“陆游好茶”之说果然不假。

 除此，康熙《荣县志》还载有一首湖南桂阳籍副使范渊的茶诗《松林禅馆》，诗曰：“晚凉驱马来山寺，山寺晚钟还未鸣。云翠半连天脚近，松阴一路石头平。老僧茶灶初浮白，迓客襟怀笑碧青。奔走不知尘里过，百年人世总相轻。”

酒味

 说起荣县的酒味，又不得不提起曾摄政荣州的陆游。从淳熙元年（1174）十一月到任至次年正月十日离任，他在荣州前后旅居70天，留下的诗词却多达32首，其中与酒有关的诗词也不在少数。如《高斋小饮戏作》之“荔子阴中时纵酒，竹枝声里强追欢”，《晚登横溪阁》之“病客情怀常怯酒，山城光景尽供诗”，《别荣州》之“啸台载酒云生屦，仙穴寻梅雨垫巾”等，莫不言酒。

 尤其是《城上》一诗，有“郫筒味酽愁濡甲，巴曲声悲怯断肠”“鹅黄名酝何由得，且醉杯中琥珀红”等名句，诗中不仅道出郫县竹筒酒及广汉“鹅黄”酒，还展示了荣州酒之“琥珀红”，并自注“荣州酒赤而劲甚”，可见那时的荣酒色泽红润且劲大易醉。依此推断，荣县的酿酒史至少可推至宋代。

康熙《荣县志·地利》载五谷

 再来看康熙《荣县志·地利》所载“五谷”：“粘谷，约有二十种。糯谷，约有三十种。稷、麦、菽、荞、油麦、粟、稗。”这里的“粘谷”一般用于煮食，而“糯谷”即“酒谷”，多作酿酒之用。包括稷、麦、稗等谷物在内，也可用作酿造。与“五谷”同目的“药类”之下，还载有一种可作酒曲的伍嘉皮（五加皮），足以证明荣酒的制作原料非常丰富，因此荣县酿酒业的兴盛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 若论酒的作用，从古至今多有“无酒不成席，诗酒不分家”之说。但在荣县，老百姓除将酒用于宴会、饯行、闲饮、独酌、言诗以外，还运用于礼俗与祭祀之中。如康熙《荣县志·风俗》载：“荣俗冠、婚、丧、祭、服舍（即居丧的庐舍），士夫家颇知礼，乡人自好者从之。内有丧葬，多以鼓乐进吊客，客以酒食伴灵，村落尤甚，尚礼者喻之，百不二三变也。”“凶丧背弃《家礼》，竞修佛事，并用鼓乐闹灵，吊客至必啖以酒食，分以白布裹头。”“荣邑素无迎神赛会之事，惟于庙上各立头人集会生息，为酬神酒食之费。”

在康熙《荣县志》“艺文”卷中，修纂者还收集了大诗人黄庭坚一首与酒有关的诗《此君轩为王元公题》。据黄庭坚的诗题跋语，可知此诗作于北宋元符二年（1099）。当时，黄庭坚因遭构陷而流放戎州（今宜宾），与荣州“义门王氏”之王庠及其族兄王祖元有密切交往，于是借诗赞誉王祖元的琴艺、胸襟及“有酒如渑”以待客的高雅人品。诗云：“王师学琴三十年，响如清夜落涧泉。满堂洗尽筝琶耳，请师停手恐断絃。神人传书道人命，死生贵贱如看镜。晚知直语触憎嫌，深藏幽寺听钟磬。有酒如渑客满门，不可一日无此君。当时手栽数寸碧，声挟风雨今连云。此君倾盖如故旧，骨相奇怪清且秀。程婴杵臼立孤难，伯夷叔齐采薇瘦。霜钟堂上弄秋月，微风入絃此君悦。公家周彦（王庠字周彦）笔如椽，此君语意当能传。”

特别提示本文“来源：方志四川”